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手卷 水墨纸本

宣统二年（1910）作

成交价(人民币)：2,645,000

题签：（陈子和题）吴仓石《石鼓文》卷。陈子和署签。
本幅：（文略）
后跋：1.宣统二年十二月，为夔盦主人临阮文达公摹刻四明范氏天一阁北宋本《石鼓文》，原本残处阙如，正讹为幸。吴俊卿。
2.吴侃叔明经谓：“临《石鼓》以腕力为主，以虚劲为辅，无力不能运笔，无虚难合其神。力本天资，虚由学识，未可任意妄为也。”俊卿于金石文字未能融会在心，今老矣，腕力亦无，书此只形庸俗耳。夔盦先生不以为可笑，乞摘谬而教之。越三日又书，俊卿。
钤印：俊卿大利、昌硕、俊卿、吴俊之印
收藏印：夔盦眼福

尺寸：29×571.6 cm. 约14.9平尺

简介

上款“夔盦主人”即贡桑诺尔布（1872-1931），字乐亭，号夔盦，蒙古族，系成吉思汗勋臣乌梁海济拉玛后裔，1898年，贡桑诺尔布世袭爵位，成为卓索图盟喀喇沁右旗第十四代札萨克多罗杜棱郡王（亲王品级），兼卓索图盟盟长，被称为“贡王”。
贡桑诺尔布在清末满蒙上层人士中极具声望，入民国后，曾任蒙藏事务局总裁。虽为蒙古亲王，但他通晓满、汉、藏等各种语言，兼工诗词，擅书法，雅好收藏，活跃于艺文界。闲居时曾赴上海、杭州，访吴昌硕、李瑞清、曾熙等著名书画家，相与谈论艺事。
1910年秋，吴昌硕游京师。这是他第二次北京之行，与诸多满蒙贵族、清廷官员及社会名流相交游，并为肃亲王善耆等人作画，贡桑诺尔布为善耆的妹夫，吴昌硕为其通临《石鼓文》也在这一时期。
拍品为现今所知吴昌硕一生通临的第五件《石鼓文》作品，即书于是年十二月，为吴氏盛期力作，章法严谨而不失郁勃恣肆，卷后以篆书题款，说明此件石鼓文书法的渊源，三日后复行书长题，强调临写《石鼓文》腕力虚实的重要性，可见其书写时的慎重认真。

苦铁遗珍 吴昌硕与石鼓文书法
作为近代艺术巨匠，吴昌硕兼擅诗书画印“四绝”，于诸艺中纵横捭阖、融会贯通。仅就书法而言，成就最大的是以《石鼓文》为根底的篆书。纵观通览，吴昌硕的石鼓文书法不仅独步晚清至民国初年，亦于千年书法史中占据重要一席，甚至影响海外，在日本被赞誉为“唐代之后第一人”，堪称一代巨擘。
《石鼓文》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刻石文字，自唐代面世以来，围绕它的来历、功用、文字考释、书法源流之讨论代不乏人。得益于文字的正书形式与古老而神秘的特质，唐宋以来，石鼓原石常被放置于孔庙、府学、国子监，《石鼓文》也逐渐成为正统文脉的象征。因捶拓日久，原石剥蚀严重，今存二百七十二字。据方若《校碑随笔》统计，北宋欧阳修所见《石鼓文》有四百六十五字，而拓本早已不传，时至清代，唯一可信的宁波范氏天一阁藏北宋拓本，存四百六十二字，比欧阳修《集古录》所记仅少三字，堪称善本。咸丰十年（1860），天一阁藏本毁于兵火，宋拓本原貌仅赖嘉庆年间阮元翻刻本得以流传。
吴昌硕一生所临《石鼓文》，多依据阮元翻刻天一阁藏本，现今可见他最早的石鼓文书法作品为1884年《为健亭集石鼓文联》，字形方正，尚未脱离乃师杨沂孙范氏；1886年潘钟瑞以汪鸣銮旧藏《石鼓文》拓本相赠，他于回赠潘氏临石鼓卷中题“从兹刻画年复年，心慕手追力愈努”，或可观其着力石鼓之发端。此后“临石鼓数十载，从事于此，一日有一日之境界”。
观其一生所书石鼓，集字、节临作品很多，通临本难得一见。拍品《石鼓文卷》作于1910年，吴昌硕时年六十七岁，吴氏记“以阮文达公摹刻四明范氏天一阁北宋本”为范本，全文录四百三十八字，以天干为各鼓编号，将十鼓文字书写于界格之中，方严整饬，遒劲凝炼。
沙孟海曾总结吴昌硕石鼓文书法风格脉络：“篆书为先生名世绝品，寝馈于《石鼓》数十年，早、中、晚年各有意态，各有体势，与时推迁”，吴昌硕书此卷时正值其“六十左右确立自我面目”之后，而逐渐“恣肆烂漫”，笔法较早期更为醇熟，展卷视之，苍茫朴厚之气淋漓而出，相同之字笔意变化丰富，一招一式，刚柔并进，虚实相生。题识中引吴东发言临石鼓要诀，实亦为缶翁多年研习石鼓书法之不二法门。
石鼓因历代捶拓，原石损泐漫漶，不同时期的拓本面貌出入甚大，以第八鼓（拍品题为“辛鼓”）为例，现今存世可信的拓本均一字不存，吴昌硕此卷因为溯源至北宋，第八鼓仍有十四字，至为可贵。另此卷未将阮元翻刻本中的残缺之字临出，字数较阮刻为少，吴昌硕在题跋中也已明言“原本残处阙如，正讹为幸”，可见态度严谨。
此吴昌硕通临《石鼓文》卷之现世，既为吴氏书法中鼎力佳作，又是研究吴昌硕书法的珍贵资料，兼具艺术性与学术价值，识者宝之。
吴昌硕通临石鼓考
吴昌硕曾在1918年《石鼓文》册中说：“生平所临全部，与此仅有四本”。世人多以该本为第四本，或认为吴昌硕一生通临者仅有四本，而事实并非如此，现今考证有迹可循者亦不只此数。
1886年，潘钟瑞以汪鸣銮旧藏的精拓本《石鼓文》相赠，吴昌硕临阮刻天一阁本以答谢。1902年，吴昌硕“为逸斋仁兄摹阮刻北宋本”，此本后为日本平尾孤往收藏。1908年，吴昌硕为钱经铭临《石鼓文》，此本按原章法临摹，并在每段结束后以朱笔释文。1915年写赠王一亭，王氏跋文：“乙卯秋八月，与先生剪烛谈艺，兴豪甚，乃泚笔为临猎碣全文。翌晨，举以为贻……先生云：‘生平临此全文仅四本。’震得其一，盖不弃震，引为知己耳。”而由此可知，吴昌硕1918年所临者并非第四本，“四本”之说或为记忆有误。
在吴昌硕漫长的艺术生涯中，以《石鼓文》为题材的作品不计其数，吴氏润格中还在篆书之外别列“石鼓文”一项，以显示难得。但其《石鼓文》通临本甚少，它们的受赠人都为吴昌硕好友，是“知己”或“真赏”，可见通临本并非吴昌硕“以笔墨为活计”的工具和商品，它具有“为识者赏”的性质，其珍贵和价值不言而喻。